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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真实的杨振宁》接近真实了吗?

作者: 人文  发布:2018-11-21

  笔者一直十分推重鲁伊女士的科技报道文章。今日拜读《走近真实的杨振宁》一文,觉得有些说法似乎不如其以往科技报道文章确切。遂考据病发作,借《新语丝》宝地,提出一些个人观点,与原文作者商榷。行文匆忙,权作引玉之砖。语出谬误之处,请鲁伊女士和广大网友海涵,并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谢谢!

  商榷:与其他五位曾获得诺贝尔奖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原文误作“诺贝尔物理学奖”)相比,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似乎不是“科学世家”出身,以此为论据论证“这种世家的力量”,恐影响后文论点。

  原文:学术上,35岁就得了诺贝尔奖,自此成为一代宗师……辗转反复,杨振宁才最终找到战时因为参与研制工作而行踪被保密起来的物理学大师费米……

  商榷:如果“宗师”是指开宗立派的人。那么杨振宁不像创立过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创立费米学派的费米,他没有建立以学术思想或研究机构为凝聚核心的学派。“宗师”的称谓用在上文的费米身上可能更准确,而杨振宁具有“大师”应当之无愧。如果按词典的解释,“宗师”是指“在思想或学术上受人尊崇而可奉为师表的人”,那么杨振宁也可以被称为“宗师”。

  原文:只有李政道和崔琦,出身贫寒,但他们的成功,也多赖吴大猷、吴健雄等名人之后的提携。

  商榷:上文的转折可能是为了说明“名人之后”、“世家子弟”的对平民“成功”(原文当指诺贝尔奖科学类奖项)的贡献,进而论证一些关乎学术政治和学术生态的观点。只是需要澄清,吴大猷、吴健雄等人是以掌握资源的科学家身份“提携”贫寒之士,还是以“名人之后”的身份“提携”贫寒之士。否则容易造成误读。

  中国现代科学史中可能有平民出身的科学家不经“名人之后”提携而取得成就的例子,待考。

  原文:这种世家的力量,在生于20世纪早期的科学家群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国烽火,中原板荡,只有世家子弟,才可以奢侈地躲进学术世界自成一统。

  商榷:其实当时不只“世家子弟”才可以“奢侈地躲进学术世界”。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为例,他1939年出身于中原农民家庭,十二岁时只身远赴香港,投靠两位姐姐,后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奖学金认学不认人。

  而根据葛庭燧的回忆(),他于1913年生于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里,母亲是贫农的女儿,家庭很贫苦;父亲年幼时在北京一个面粉厂里当学徒。这个出身肯定不是世家子弟。1941年8月,葛庭燧赴美国深造,两年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43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与曼哈顿工程有关的工作以及远程雷达的工作。

  当然,个案不能说明问题,或许可以进行一番统计分析,得出“世家子弟”与平民在当时进入学术世界的比例。在这个基础上下结论可能要好一些。

  原文:对于是谁最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杨、李二人各执一词。作为外人,没有探知真相的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商榷:如果为了研究科学思想史,是否也没有探知真相必要?当然,“真实的历史”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绝对概念”,任何探索与追寻都只能逼近历史真实,而误差将永远存在。虽然信息不够透明,“真相”可能永远无法澄清,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外人”探究的可能性。

  就算不是出于研究学术史的目的,这样的必要也是有的,而且也有人尝试过。2003年登陆中国的话剧《哥本哈根》就是通过海森堡、玻尔及其夫人玛格丽特三个灵魂的对线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那次没有“外人”见证的对话对于的研制与付诸实战产生了一定影响。其科学意义可能不及“宇称不守恒理论”,但社会影响十分巨大。这部为杨振宁“大加赞赏”,曾获普利策、托尼两项大奖的话剧通过虚构的场景与对白向观众表现了一种“可能的历史”。

  原文:杨振宁对李政道的帮助甚多,以至于后来回忆道“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李政道)的老师”。

  商榷:凭此可能也无法证明谁的贡献更大。科学史上有许多案例显示学生在求学期间就超过了老师,或者师生合作某项研究而学生贡献更大。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回忆”的客观性问题。

  原文:杨、李后来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杨振宁三大成就中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商榷:作者行文至此,戛然而止,没有提李政道后来与别人合作的结果如何。容易误导读者。

  这两个例子与另一个学术公案是有具有可比性?也许应该分析另外两项与人分享的成就与“宇称不守恒理论”在学术史各处于何种位置,另两位合作者与李政道是否具有可比性等。

  原文:关于他的笨手笨脚有个笑话:杨振宁小时候曾用泥捏了一只鸡,拿给父母看,杨武之夫妇为了鼓励他,夸奖说:“这支藕做得真不错哦!”

  原文:第6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在罗切斯特大学召开。杨已是第5次参加这个会议,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会上应邀做该问题的介绍报告。第一次参加该会议的李政道也参与了讨论,物理学家费曼和布洛克还同他交流了一些看法。一个月后,杨、李二人就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假说。

  商榷:虽然杨接触这个问题早于李,但恐怕这不是认定哪位先想出来的当然证据。科学史上刚接触新课题就有迸发重要思想的例子比比皆是。

  原文:其实,这种不和,或许可以从更久远的过去中找到解释。无论是世家还是贵族,它们的力量和魅力,都在于可以超脱于凡世,维持一个自我的外人无法轻易进入的小圈子。

  商榷:“更久远的过去”是否可以理解出身的不同?这种因出身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微妙差异与社会流动的天然阻力,能否担当“解释”“这种不和”的重任?

  原文:身为圈外人的华罗庚、李政道,不可能不与圈子中的人发生接触,但却又无法越过那道看不见的障碍。那种发自内心的沮丧与失落,同今日网络上因杨、翁订婚而引发的俗世百相,大约并无本质的区别。

  商榷:说华、李二人因难为“圈子中的人”接纳,而在“内心”产生“沮丧与失落”恐怕也证据不足。毕竟论及别人的内心活动,除了当事人自己的叙述或进行心理学分析,旁人的论断只能是猜测。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普及性文章列出会倒读者胃口的参考文献。

  以82岁之身迎娶28岁的女研究生,2004年底爆出的这条新闻,使杨振宁一下子成了全球瞩目的新闻焦点。且不说新浪网上数以万计的留言评论,就连大名鼎鼎的路透社、美联社,也借此机会,八卦了一回。

  有人说,杨振宁已经成为一个中国成功男性的符号:生于学术世家,学术上,35岁就得了诺贝尔奖,自此成为一代宗师;政治上,地位超然,历代领导人都礼为上宾;生活上,妻子杜致礼是大家闺秀,子女双全且均事业有成,到了耄耋之年,又有“上帝恩赐最后的礼物”……

  但符号从来都不是全部的真实。今年早些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经网络和大众媒体的辗转相传,成了一场中西符号大战。具讽刺意味的是,仔细探究之下,你会发现,在这场大战中,声音最响亮的那群人,既不知道杨振宁到底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易经》说过些什么。同样的事情在几个月后重演。很多人都知道杨振宁是“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却很少有人清楚。但其实,只有把这些弄明白,你才可能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杨振宁,这样的中国科学界,这样的故事……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因他父亲当时正在安庆一所中学教书,安庆又名怀宁,故此给长子取名振宁。

  杨振宁的父亲是杨武之。现在说起这个名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但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学界提到杨武之,真是“天下无人不识君”。杨振宁才10个月大,杨武之便考取安徽公费留学,前往斯坦福大学学习,随后在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数学家迪克森(L.E.Dickson),成为中国第一名因数论研究获得博士的学者。归国后,杨武之在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后改称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陈省身、华罗庚等均出自他门下。华罗庚曾写信给杨武之道:“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杨振宁的早慧很早就被发现和善加引导。杨武之教儿子天文、物理、数学、英文、唐诗宋词、易经八卦,为他延请的家教,也均是当时清华燕大名师最得意的门生。在清华园和燕园中,“杨武之之子”成为许多教授教育子女的榜样。

  迄今为止,共有6名华人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探究他们的身世,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早年留学美国,是臧克家的同学,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李远哲之父李泽藩是著名水彩画家,台湾新美术运动先锋之一。朱棣文是著名化学家朱汝瑾之子,母亲李静贞也是负有盛名的化学家。只有李政道和崔琦,出身贫寒,但他们的成功,也多赖吴大猷、吴健雄等名人之后的提携。

  这种世家的力量,在生于20世纪早期的科学家群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国烽火,中原板荡,只有世家子弟,才可以奢侈地躲进学术世界自成一统。1945年8月29日,23岁的杨振宁从昆明飞往印度,然后乘船过红海、地中海和大西洋,来到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到普林斯顿,再到芝加哥大学,辗转反复,杨振宁才最终找到战时因为参与研制工作而行踪被保密起来的物理学大师费米。经费米推荐,杨振宁得以成为美国氢弹之父特勒的学生。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最初的研究工作并不太顺利。虽然师长们对他的见识非常欣赏,但缺乏动手能力却成了杨振宁的死穴。他自幼便是左撇子,好不容易才被母亲纠正过来。关于他的笨手笨脚有个笑话:杨振宁小时候曾用泥捏了一只鸡,拿给父母看,杨武之夫妇为了鼓励他,夸奖说:“这支藕做得真不错哦!”而在芝加哥大学,“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的笑线年初,获知杨振宁在实验室不顺经历的特勒给出了建议:转攻理论物理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师从吴大猷做分子光谱与群论研究时,采取的是推演法,即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而在特勒门下,主要的研究法却是归纳法,也就是从物理现象引出数学表达的方法。对研究方法的掌握被杨振宁视为早期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正因为有这些当年的经历和经验,50年之后,杨振宁才会在人民大会堂侃侃而谈: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之一。

  1949年春,杨振宁前往奥本海默主持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量子电动力学研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杜致礼。

  杜致礼是杜聿明的长女,与杨振宁相识于西南联大,曾是杨的学生。虽然曾为权倾一方的高官之女,但此时,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被俘,杜致礼的学费也就没了着落,只好打工维持学业。1949年圣诞节,杨振宁和普林斯顿的同事、物理学家鲁丁格(J.M.Luttinger)到中餐馆“茶园餐厅”吃饭,邂逅杜致礼。相逢于患难之时,两人很快就谈起了恋爱。1950年8月26日,杨、杜二人在普林斯顿结婚。两人育有二子一女,携手度过53年的人生风雨,直至杜致礼于2003年10月因病去世。

  杨振宁翁帆订婚的消息传出后,有家北京媒体登出了一篇《吴大猷与爱妻终生厮守》的文章,一半内容倒是凭空的臆测。一位台湾物理学家对记者说,上世纪60年代,往返于加拿大和台湾之间讲学的吴大猷,曾瞒着妻儿在台湾收养了24岁的义女吴吟之,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直到80年代,吴吟之的身份才被公众所知。1998年,吴大猷曾送诗给吴吟之:“把断线风筝拴在地上,使其能高扬的吟之,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虽然议论纷纷,但在学界却也是一段佳话。换成今日大陆的杨、翁,却不知为何成了窥私的狂欢,令人慨叹。其实,像吴大猷、陈省身这样的大师,当年都是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远不是几十年来僵化语境下的“上大人老夫子”。而学者的声色犬马之欲、爱恨情仇,皆是私事与个人选择,又和他们的贡献、身份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提到杨振宁,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是李政道。从1946~1962年,两人的合作长达16年,曾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同出吴大猷和费米门下,因宇称不守恒理论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同获诺贝尔奖,最后却断然决裂,数十年虽对面而如陌路,不能不谓遗憾。

  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生于上海,在西南联大读大学二年级时,经吴大猷推荐进入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当时,杨振宁在芝大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学生老师”,李政道却还是“后学小子”,杨振宁对李政道的帮助甚多,以至于后来回忆道“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李政道)的老师”。1951年,在杨振宁的建议和帮助下,李政道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两年后又转去哥伦比亚大学。两人一直保持每周定期的互访。

  从1954~1956年,杨、李二人都在关注后来将他们推上成功巅峰的宇称不守恒问题。1956年4月初,第6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在罗切斯特大学召开。杨已是第5次参加这个会议,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会上应邀做该问题的介绍报告。第一次参加该会议的李政道也参与了讨论,物理学家费曼和布洛克还同他交流了一些看法。一个月后,杨、李二人就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假说。

  对于是谁最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杨、李二人各执一词。作为外人,没有探知真相的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只知道,这一年5月,本来计划前往日内瓦参加学术会议的吴健雄因为深知此事重要,留下来与美国国家标准局的4位物理学家进行了检验实验。1957年1月9日,实验结果证明了杨、李假说的正确性。杨振宁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介绍这一成果时,会场爆满,以至于有人甚至“爬上了吊灯”。宇称不守恒定律是如此的重要,一向矜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打破了常规,不到一年就把物理学奖授予两名年轻的中国人。

  就在两人的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不和的阴影却也开始弥漫开来。未出名时,论文的排名或许可以风水轮流转,但成名后,尤其是论文的重要性开始凸现出来,争执却变得无法避免。这种争执在1962年随《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到达顶点,这年夏天,两人公开决裂,“永远分手”。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在许多人看来,无非是“学院里的分赃不均”,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杨、李后来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杨振宁三大成就中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其实,这种不和,或许可以从更久远的过去中找到解释。无论是世家还是贵族,它们的力量和魅力,都在于可以超脱于凡世,维持一个自我的外人无法轻易进入的小圈子。在贵族式微的时代,转向高深的不足为稻粱谋的学术,成为许多最后的贵族的选择。所以,会有袁家兄弟、吴家兄弟、陈省身、杨振宁……身为圈外人的华罗庚、李政道,不可能不与圈子中的人发生接触,但却又无法越过那道看不见的障碍。那种发自内心的沮丧与失落,同今日网络上因杨、翁订婚而引发的俗世百相,大约并无本质的区别。◎鲁伊

  举报1楼点赞作者:伴月楼主时间:2005-01-02 03:06:23沙发让楼主坐了.

  《走近真实的杨振宁》一文,感觉好象是杨的粉丝写的,特别是最后一段,目的昭然若揭,令人恶心!没想到新语丝竟然登这种文章,有失水准.

  举报2楼点赞楼主:wormhole时间:2005-01-02 03:11:30那我追认三楼的“伴月楼主”为沙发得主!:)

  举报3楼点赞作者:用户名基本信息时间:2005-01-02 03:12:48沙发也能追认?

  我对鲁伊的《走近真实的杨振宁》的评论就一句,见过无耻的,但象作者这样无耻的还是第一次见。

  我对鲁伊的《走近真实的杨振宁》的评论就一句,见过无耻的,但象作者这样无耻的还是第一次见。

  举报9楼点赞作者:最恨色狼时间:2005-01-05 10:18:52杨振宁人品。。。。,唉。。。我给大家转载李的说法!

  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 2π进行划分。…… 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4]。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Λ0的衰变,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多了约一倍。重粒子Σ0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Λ0、Σ0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Λ0,Σ0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Λ0和Σ0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Λ0、Σ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 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 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Λ0和Σ0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

  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5],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迅速传遍全世界。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 ’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θ-τ之谜。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 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到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Λ0和Σ0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Λ0和Σ0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Λ0和Σ0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

  举报10楼点赞作者:最恨色狼时间:2005-01-05 10:20:51我和杨振宁 -- 寻求真相:李政道答记者问

  (1)问: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去年在台湾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可能又将在大陆出版,您对此书的出版有什么评论?

  (1)答:此书对我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我本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2)问: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2)答: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 已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3)问: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线)答: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举报11楼点赞作者:楚音时间:2005-01-05 11:10:00楼主态度严谨!学人当如是!

本文由mobile.348365365.com于2018-11-21日发布